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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之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二)

发布时间:2020-02-15 10:06:12

image.png 文|于标 律师    image.png 编辑|伏倩 律师


(三)关于工程价款结算的问题。

1、工程结算量

【裁判观点六】工程结算量的确定并不能将各项工程量进行简单相加,应统一换算成统一单位后再相加。

【裁判原文】中卓公司与和荣公司在案涉《合作协议书》中约定“最终工程量以审计为准”,《补充协议》中再次约定“鉴于审计局正式的审计报告还未出来,目前双方的结算结果依据的是审计中间结果,最终以正式的审计报告为准来作调整”。本案再审期间,中卓公司与和荣公司亦同意依照南通审计局作出的《审计报告》确认工程量。故原审判决以《审计报告》载明的工程量为本案工程款的计价依据并无不当。至于如何依据该《审计报告》计算工程款,中卓公司认为除了吹填土方工程量要计算工程款外,道路、围堰的工程量也应当计算工程款;和荣公司认为道路、围堰是附属工程,不计工程款,其工程量均包含在吹填土方总工程量中。本院认为,南通审计局向本院作出的《情况说明》,已明确表示吹填土方不包含围堰和道路的立方量。故原审判决认定道路、围堰的工程量比照吹填土方综合单价计算工程款亦无不当。但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工程价款为(2230145+5595+1662.7)×11.5=25730131.05元属计算错误,因为上述算式中的2230145、5595、1662.7三个数字的单位分别是立方米、米、米,并不能简单相加,应统一换算成立方米后再相加。根据南通审计局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围堰的立方计量为118466.4立方米(编织袋围堰32215.4立方米+堆土围堰86251立方米),道路的立方计量为3691.19立方米,故案涉工程价款为(2230145+118466.4+3691.19)×11.5=27051479.785元。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再67号

2、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及方式

【裁判观点七】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承包人为结算工程款而对原合同进行工程价款的部分调整,属双方当事人之间正常的合同变更内容,并不会导致双方利益失衡,亦不属于“阴阳合同”应当无效的情形。

【裁判原文】原审法院对案涉工程款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本案中,丰泉公司主张应当以中标合同中确定的固定价款作为结算联合厂房工程价款的依据,但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二建公司在2005年2月23日前就已完成联合厂房的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因此,丰泉公司与二建公司于2009年6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并非合同履行过程中另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是在工程完成后的结算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前已经对建设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诉讼中一方当事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承包人为结算工程款而对原合同进行工程价款的部分调整,属双方当事人之间正常的合同变更内容,并不会导致双方利益失衡,亦不属于“阴阳合同”应当无效的情形。因此,该结算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且丰泉公司在诉讼前对该协议从未提出异议,故该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依据案涉《补充协议》认定工程价款并无不当。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1306号

【裁判观点八】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的数份合同均无效的前提下,应当参照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无法确认实际履行的是哪份合同,二审法院根据两份合同之间的差价,结合工程质量、当事人过错等实际情况,以2010年12月28日签订的合同为基础,将两份合同之间的差价按5:5的比例进行分担,最终确定工程造价,处理并无不当。

【裁判原文】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第三十二条规定,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二审法院以涉案工程01幢系经济适用房、属于强制招投标的项目、南通二建和宏顺公司之间存在串标为由,认定南通二建和宏顺公司在2010年5月26日签订的备案合同和在2010年12月28日签订的合同均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南通二建和宏顺公司在2010年5月26日签订的备案合同和在2010年12月28日签订的合同均无效的前提下,应当参照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二审法院认为南通二建和宏顺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间隔时间较长,无法确认实际履行的是哪份合同,根据两份合同之间的差价,结合工程质量、当事人过错等实际情况,以2010年12月28日签订的合同为基础,将两份合同之间的差价按5:5的比例进行分担,最终确定01、03幢的工程造价,处理并无不当。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2928号

【裁判观点九】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就工程量的清单价有约定的情形下,应依据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的约定单价而不应依据承包人与发包人的约定单价确定工程款。

【裁判原文】关于双方当事人对本案工程计价是否进行了约定以及是否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确定本案工程款的问题。首先,顺吉公司与吴祥江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承包》中,在第一条工程概况和第十三条附则中,分别约定“承包单价:详见附件一《工程项目单价明细表》”“本合同附件:一、工程项目工程量清单……”。其次,顺吉公司提交的《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承包》所附《丽水-龙泉第5合同段工程量清单》中,对路基土石方工程、排水及涵洞工程、防护工程的具体项目名称、单位、数量和单价等都进行了明确约定。再次,吴祥江与余永生签订《工程协议书》,约定吴祥江将案涉工程委托余永生施工,吴祥江并将其与顺吉公司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承包》交给余永生,以及吴祥江与余永生签订《补充协议书》、吴祥江与余永生、顺吉公司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约定吴祥江终止与顺吉公司之间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承包》,由余永生与顺吉公司重新订立合同等,表明吴祥江退出案涉工程的施工后,由余永生承接了吴祥江在《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承包》中全部权利和义务。余永生作为承接《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承包》权利、义务的主体,应受到该合同的约束。而且,顺吉公司提交的有余永生签名的《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承包》中,虽该公司未加盖公章,但是其持有、保存该份合同,以及余永生已实际施工、双方并已就部分工程达成《工程劳务结算计价表》等实际履行该份合同的行为,足以表明双方已就该份合同的成立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由此,顺吉公司关于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工程的结算单价进行了约定的主张,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余永生否认《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承包》后附有工程量清单,以及以顺吉公司提交的有其签名的《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承包》上顺吉公司未加盖公章为由,主张双方未明确约定案涉工程单价,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在余永生与顺吉公司双方之间就案涉工程单价有约定的情形下,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的单价确定本案工程款。原审判决一方面适用上述规定认定余永生请求参照《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承包》向顺吉公司主张工程款符合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又以双方没有约定工程单价为由,认定应参照顺吉公司与业主方的审核价确定本案工程款,逻辑矛盾,且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和信公司在《鉴定意见书》中就本案工程造价作出的两个审核结论中,价款为12525789.71元的审核结论系以业主与中标单位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中中标工程量清单价进行计算得出,价款为9794725.88元的审核结论系依余永生与顺吉公司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工程量清单价进行计算得出,由于本案系余永生与顺吉公司之间的纠纷,在双方之间就工程量的清单价有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依据余永生与顺吉公司的约定单价而不应依据顺吉公司与业主的约定单价确定本案工程款,故本案应当采信《鉴定意见书》中价款为9794725.88元的审核结论。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再115号

【裁判观点十】《解释一》第二十一条系以中标合同合法有效为适用的前提,本案中因中标的合同无效不具备适用的条件,当事人据此主张以中标合同作为结算依据不能成立。

【裁判原文】关于案涉工程结算依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在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两份《补充合同》均无效的前提下,对于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应当结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本案中,从合同约定内容来看,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均明确约定,“如本补充合同与原总包合同有不相符合的地方,以本补充合同为准”。而且,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1年12月6日签订《关于“庐湖春天二期项目”合同的补充说明》、2013年3月30日签订《中标补充合同》,也分别约定案涉工程项目的决算计价依据为《补充合同》。从合同履行情况来看,温州建设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方,亦向江西中柏公司申请按照《补充合同》发放工程进度款。据此,一、二审判决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补充合同》作为结算依据,符合本案实际。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的规定,系以中标合同合法有效为适用的前提,本案中因中标的合同无效不具备适用的条件,温州建设公司据此主张以中标合同作为结算依据不能成立。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2996号

【裁判观点十一】涉及工程价款结算等实质性问题,当事人不得以另外约定排除《解释一》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经过相关行政部门备案的合同的约束。当事人关于《备案合同》未实际履行且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如《备案合同》与该协议存在冲突,以该协议为准,应当以《补充协议》作为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的主张不予支持。

【裁判原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案涉《备案合同》系经过吉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的中标合同,其关于工程价款的计价方式、取费标准等实质性内容与《补充协议》的约定不一致,因此应当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优先适用《备案合同》作为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因建设工程通常涉及公共利益,国家对建筑行业的管理十分严格,涉及工程价款结算等实质性问题,当事人不得以另外约定排除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经过相关行政部门备案的合同的约束。因此,对鸿昌公司关于《备案合同》未实际履行且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如《备案合同》与该协议存在冲突,以该协议为准,应当以《补充协议》作为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以《备案合同》作为案涉27#28#号楼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于法有据。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3061号

【裁判观点十二】承包人将实际施工人制作的结算报告报送发包人的行为,不能得出承包人同意以该报告与实际施工人结算工程款的结论。

【裁判原文】一、二审法院均已确认邵新峰有权请求中建七局支付工程款,但就工程款结算,邵新峰主张应按其送审结果即结算报告结算工程款,中建七局对此不认可。一、二审法院认为结算报告系邵新峰单方制作,中建七局将结算报告报送丰成盐化工仅系用于竣工结算审核,不能得出中建七局同意以该报告与邵新峰结算工程款,故不能依据送审结果结算邵新峰与中建七局之间的工程款。在邵新峰与中建七局就案涉工程款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形下,一、二审法院认定邵新峰应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并无不当。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4419号

3、工程款利息问题

【裁判观点十三】当事人就发包人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约定的违约责任不能当然适用于发包人逾期支付工程尾款时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

【裁判原文】欠付工程尾款的逾期付款利息问题。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35.1条的约定,“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时间逾期15日时,须向承包人支付逾期金额年息11%的利息,直至付完本息,利息施行月结”是针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26条关于工程进度款支付约定的违约责任,即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从合同约定看,苏中公司与金田公司并未就剩余工程尾款的支付约定明确的违约责任,苏中公司主张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35.1条约定的年利率11%来计算工程尾款利息,缺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二审判决金田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工程尾款利息,并无不当。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2456号

4、付款条件是否成就问题

【裁判观点十四】因发包人迟延付款的违约行为导致案涉工程未正常竣工结算及审计,从而导致付款条件不成就的,发包人以此主张未达到付款节点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原文】关于工程价款的付款节点问题。鸿昌公司与吉安公司在《备案合同》专用条款部分第26条约定:“工程完工运行后10个工作日内,发包人付到确认累计工程量的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发包人付到确认累计工程量的90%;工程竣工结算并经审计后付至工程总价款的95%;留工程总价款的5%作质量保修金,保修期满发包人付清工程余款(不计息)。”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因鸿昌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支付工程进度款,导致工程停工,直接影响到后期工程的进度,还影响到正常的竣工验收和审计。因此,案涉工程未正常竣工结算及审计系鸿昌公司迟延付款的违约行为所致。且一审法院对案涉工程已完工部分价款进行了司法鉴定,原审法院根据《备案合同》的约定,判令鸿昌公司支付95%的已完工部分工程款并无不当。鸿昌公司以工程目前没有竣工验收合格,也没有移交验收资料,仅达到80%的付款节点,认为原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3061号

5、以房抵工程款问题

【裁判观点十五】所谓房票,从形式上是一张收据,并非法定的用于支付结算的金融票据,房票的交付并不当然产生工程款实际支付的法律效果,只有在房票被实际用于冲抵购房款时才能视为工程款已经支付,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只能收取房票的人才能持票在新天公司购房冲抵购房款。

【裁判原文】基于三方当事人的再审诉辩主张,长广公司尚应支付赵生才工程款数额的确定关键在于如何认定已付工程款中以房票抵款部分的金额。长广公司和新天公司认为,赵生才领取的七张房票载明的金额5624800.2元应当全部冲抵工程款,但赵生才不予认可。赵生才在一审中自认以收取的房票实际抵房6套,抵款总额为2694378元;二审法院依据新天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认定赵生才将收取的房票用于粱金祥、岳杨、许苏阳、杨再行购买新天公司房屋4套,上述10套房屋抵款均明确了具体的房号、面积、单价、总价,并有赵生才本人签字确认,故认定以房抵款数额为4584910元。但赵生才一直拒绝认可其收取的0002043、0001873两张房票实际用于了冲抵购房款。基于房票在案涉工程款结算的功能和作用,新天公司基于自己的信用赋予房票一定的财产属性,即收取房票或者受让房票的人可持房票请求在购买新天公司房产时冲抵相应的购房款。因新天公司出具的所谓房票,从形式上是一张收据,并非法定的用于支付结算的金融票据,房票的交付并不当然产生工程款实际支付的法律效果,只有在房票被实际用于冲抵购房款时才能视为工程款已经支付,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只能收取房票的人才能持票在新天公司购房冲抵购房款。当然,若收取房票的人没有实际购房,也可以将房票退回,则相应数额的工程款依然需要支付,但赵生才一方面不认可诉争两张房票已经实际抵款的事实,同时又拒绝返还该两张房票。二审法院未进一步核查诉争两张房票的实际使用、抵款情况,以无赵生才签字以及新天公司没有证据证实赵生才将房票给予徐井超抵款为由,未确认该两张房票抵款的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赵生才确认诉争的两张房票确实已经交付给同力公司用于偿付混凝土材料款,同力公司又指定徐井超持该两张房票到新天公司办理购房冲抵购房款手续,并将该两张房票(原件)交付给新天公司。至此,该两张房票所载明的金额作为案涉工程款即已实际支付,赵生才以该两张房票用于冲抵购房款未经其签字确认、不能视为相应工程款已经支付的主张与前述事实不符,更有违诚信。至于赵生才与同力公司是否以票面金额进行结算,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案诉争0002043、0001873两张房票所载明的金额合计为1354133.38元,长广公司再审中据此主张从应付给赵生才的工程款中扣减1039890.2元,小于前述两张房票所载明的金额,此系长广公司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尊重。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再218号

6、工程款发票问题

【裁判观点十六】对于承包人未开具发票的行为,发包人可以及时向承包人主张出具,但不能构成其不予付款的抗辩理由。

【裁判原文】关于二建公司未开具相应发票能否免除丰泉公司违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丰泉公司与二建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并未约定丰泉公司支付工程款需以二建公司开具发票作为付款前提,丰泉公司不得以二建公司未开具发票而拒绝付款,故其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及交易习惯履行付款义务。对于二建公司未开具发票的行为,丰泉公司可及时向二建公司主张出具,但不能构成其不予付款的抗辩理由。因此,丰泉公司未按双方约定履行其付款义务,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1306号

7、其他项目费用

【裁判观点十七】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对人工费的约定是双方对于人工费在工程结算总价款结算的约定,并不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最终结算价的下浮比例。

【裁判原文】国泰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称:1.关于人工费下浮。补充协议是原合同约定的修订,效力优先于原施工合同。在补充协议中,对于人工费和材料费分开两条进行约定,明显进行不同的约定。材料费,明确约定了先上浮再下浮。而人工费,没有此种约定,且明确“以后有关人工费调整文件一律不做调整”,说明双方的意思表示非常明确,人工费已是定价项目不能调整,当然也包括了“不能进行下浮”。原审法院对人工费进行下浮属不当理解。本院认为,国泰公司与纳赛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一)》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案涉工程的最终结算价在工程结算价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比例下浮。《补充协议(一)》对人工费的约定为双方对于人工费在工程结算总价款结算的约定,并不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最终结算价的下浮比例。原审法院对人工费进行下浮的认定并无不当。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8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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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介绍

于标律师,具有二级律师、高级经济师、房地产估价师资格。12年建设工程领域工作经历、14年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擅长建筑房地产法律纠纷,专注于建设工程、房地产、不良资产执行等方面的专业案件,具有丰富的诉讼、仲裁实战经验。在办理业务的同时,于标律师还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在《法治与社会》、《法制与经济》等发表专业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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