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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之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一)

发布时间:2020-02-15 10:01:24

image.png 文|于标 律师      image.png 编辑|伏倩 律师


编者按: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以下简称“三巡法庭”)的巡回区所处的华东地区(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区域开放合作程度高,新型、疑难、复杂案件较多,特别是其中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诉讼标的额大,法律关系纷繁复杂。为此,笔者将用案件数据解读2019年度三巡法庭处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办案情况,深入剖析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司法实务现状,洞察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争议焦点、审判要点、诉讼难点,以期把握最前沿的审判观点,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为当事人提供更加细腻更加专业的法律服务。

第一部分 数据采集与分析

一、数据采集

数据是报告的基石。本报告以三巡法庭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已经公开并可查询到的裁判文书为样本,采集了2019年度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数据,具体采集条件如下:

1. 案例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2. 检索案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3. 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4. 裁判日期: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5. 审判人员:江必新、王旭光、虞政平、刘雅玲、毛宜全、郭清国、王晓滨、耿宝建、周伦军、王展飞、马东旭、张爱珍、汪军、白雅丽、仇晓敏、贾清林;高憬宏、李成玉、何抒、尹颖舜、朱宏伟、李绍华、肖峰、何君、汪鸿滨、张华、张颖、蔚强、杨春、王成慧、王岩。

6. 检索日期:2020年1月8日

7检索结果:按照上述检索案由、法院、裁判日期进行检索,初步检索出980件案例。通过限定上述审判人员进行筛选,同时对合议庭成员中含有非上述审判人员的案例予以剔除,最终检索出的有效案件数量共计69件。

二、数据分析

1、案件分布

2019年度,在三巡法庭审理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的案件量分别为29件、2件、4件、11件和23件。由此可见,江苏省的案源最多,占比约为42.03%,江西次之;而上海市的案源最少,占比约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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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案由分布

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三级案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下有九个四级案由,分别为(1)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2)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4)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5)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6)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7)装饰装修合同纠纷、(8)铁路修建合同纠纷、(9)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2019年度三巡法庭审结的建设工程合同案由仅涉及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和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其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占比高达94.2%,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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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理程序及裁判结果

从审理程序上看,三巡法庭审结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一审案件0件,二审案件5件,再审64件。其中,二审案件中包含3件管辖权异议的上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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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书类型和裁判结果上看,二审案件以裁定的形式分别作出以下处理: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1件、裁定发回重审的1件和裁定维持原裁定的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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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再审案件中,有4个案件以判决的形式依法改判,有60个案件以裁定的形式进行处理。其中,裁定驳回再审申请的案件为53件,裁定提审的案件为2件,裁定发回重审、指令再审和终结审查的案件均为1件,裁定准许撤回再审申请的案件为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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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省案件的裁定和判决结果

1)各省二审案件的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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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巡法庭审理的5件二审案件中,有且仅有1件来自福建省并被裁定发回重审,其余4个案件均来自江西省。其中,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1件,3件管辖权异议的上诉案件均被裁定维持原裁定。

2)各省再审案件的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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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件再审案件中,进入再审审理程序的案件仅为8件,占比12.5%。经过再审审理的案件或改判,或发回重审,或指令再审,或提审;维持原判的案件数量为0。

其中,江苏省进入再审审理程序的案件数量为4件,三巡法庭依法改判和提审的案件均为2件;浙江省进入再审审理程序的案件数量为3件,三巡法庭依法改判、指令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各1件;江西省进入再审审理程序的案件数量为1件,被三巡法庭依法改判;上海市与福建省进入再审审理程序的案件为0件。

第二部分 争议焦点分析和裁判观点总结

一、争议焦点

建设工程案件的审理涵盖了建设工程施工的全过程,主要的争议焦点包括施工合同主体、施工合同效力、工程价款结算、工程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保修责任、施工合同解除、违约责任、价款优先受偿权、工程司法鉴定、表见代理认定以及审理程序等问题。三巡法庭审结的案件中,前五大争议焦点的归纳次数从多到少依次为:工程价款结算问题、工程司法鉴定问题、施工合同主体问题、施工合同效力问题、违约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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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三巡法庭对工程价款结算这一争议焦点的裁判居多,笔者遂将工程价款结算这一大争议焦点分为以下几个小点:工程结算量问题、工程结算依据及方式问题、付款条件是否成就问题、已付/欠付工程款问题、以房抵工程款问题、工程款发票问题、工程款利息问题、其他项目费用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税款、水电费等)。其中,有36%的案件涉及工程结算的依据及方式、有20%的案件涉及工程款的利息计算、有16%的案件涉及税款、水电费等其他项目费用的结算问题、还有14%的案件涉及计算已付工程款数额问题,其他争议焦点的占比均不足5%。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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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判观点

【注】2019年度三巡法庭审理的建设工程案件仅有69件,其裁判观点与建设工程领域的所有争议焦点并不能一一对应,笔者据此也只能尽量挑选与争议焦点关联性大、代表性强的裁判观点、原文与大家分享。例如,笔者在(一)关于施工合同主体的问题下仅设了三个小点:1、违法分包、转包、挂靠、内部承包的认定;2、违法转分包中诉讼主体及责任承担;3、实际施工人的认定及与其相关的工程款结算问题。但在实践中,合同主体部分可能还包括发包人的认定等,但因本次检索的案例没有与之相关的,故笔者没有做此分类。另外,在1、违法分包、转包、挂靠、内部承包的认定部分,因本次检索案例中仅有涉及非法转包与挂靠问题的案例,故笔者对违法分包、内部承包也未做叙述。其他还有不尽之处,烦请广大读者留言指正。此次的裁判观点总结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施工合同主体的问题。

1、违法分包、转包、挂靠、内部承包的认定。

【裁判观点一】实际施工人并非在最初就借用总承包人资质参与招投标程序中,而在总承包人承揽工程后承接全部工程的,不能认定其与总承包人之间为挂靠关系。

【裁判原文】原审法院认定吉祥公司与闵德平之间是非法转包关系不缺乏证据证明。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4年2月10日,吉祥公司与天成公司经过招投标程序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揽了案涉工程项目。十日后,吉祥公司才与闵德平签订《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由此可见,闵德平并非在最初就借用吉祥公司名义参与到招投标程序中并与天成公司形成合同关系,而是吉祥公司自己承揽了案涉工程后再将工程全部转包给闵德平,因此吉祥公司关于双方系工程施工挂靠与被挂靠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吉祥公司与闵德平签订的《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吉祥公司将案涉项目全部承包给闵德平,闵德平对该项目自主经营,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吉祥公司只提供施工资质和报建材料,并收取一定比例的项目实施管理费。在案涉建设工程项目中,吉祥公司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其既不履行任何管理义务,也不承担任何项目施工的风险,而只向实际施工单位收取费用,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吉祥公司与闵德平之间系非法转包关系具有证据证明。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3068号

2、违法转分包中诉讼主体及责任承担。

【裁判观点二】承包人A将案涉工程非法转包给转包人B后,又通过层层转包,最后由转包人C交实际施工人D施工,转包人C与实际施工人D的结算对承包人A具有约束力,承包人A就实际施工人D应获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原文】关于中贤公司是否已经将案涉四标段护理学院中专部的相关工程经九江职大允许转包给中盛公司,中贤公司就此不再承担责任的问题。中贤公司与中盛公司之间并无就案涉中贤公司中标的四标段护理学院中专部相关工程进行转包的书面约定,亦未有证据证明九江职大同意中贤公司将部分工程转包给中盛公司。结合九江职大财务处于2017年10月13日出具的《房建四标段付款说明》和九江职大基建处于2017年11月21日出具的《证明》所载内容,九江职大一直认可中贤公司系四标段中标承建单位,且九江职大一直将四标段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中贤公司,可见中贤公司系案涉九江职大四标段护理学院中专部工程的承包人。中贤公司将案涉工程非法转包给龚玉明,最后又由赵桂红实际施工,应当就赵桂红应获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关于2017年9月1日由刘德福出具给赵桂红的工程款结算单是否对中贤公司具有约束力的问题。中贤公司虽未参与工程款结算单细节的协商谈判,但诉争四标段护理学院中专部相关工程通过层层转包,最后由赵桂红实际施工,刘德福是赵桂红的合同相对人,其有权与赵桂红办理诉争四标段护理学院中专部相关工程款的结算,故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9月1日工程款结算单对中贤公司具有约束力并无不当。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318号

3、实际施工人的认定及与其相关的工程款结算问题

【裁判观点三】参与案涉工程的前期洽谈和后期工程欠款追讨等行为不足以认定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的认定需结合合同的签订与合同的实际履行。

【裁判原文】关于张康生是否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0年3月16日,张勇生与原九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现名称变更为江西省弘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一建)签订挂靠《协议书》,约定由张勇生实行经济责任承包上饶中学建设工程,即张勇生是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中,张勇生依约在工程中投入了资金、人员、材料、设备等,参与工程管理及竣工验收,上饶中学筹建办公室支付的工程款也是经由九江一建支付给张勇生。据此,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际履行上,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应认定为张勇生而非张康生。张康生主张其为实际施工人的主要理由是案涉工程的前期洽谈、保证金的支付、工程的投资以及后期工程欠款的追讨均系其所为,张勇生也承认是受张康生委托参与管理上饶中学工程。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张康生主张其支付的1436万元保证金已由九江一建退回到张勇生账户;张康生垫付的5730万元也已由张勇生归还5681万元。即使张康生参与了案涉工程的前期洽谈和后期工程欠款追讨等也不足以证明张康生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上述事实,一审、二审认定张康生并非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和本案一审的适格原告,有事实依据。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364号

【裁判观点四】实际施工人有权向发包人、转包人主张工程款,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的本金内承担支付责任。

【裁判原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闵德平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发包人天成公司、转包人吉祥公司主张工程款。

原审法院未判令天成公司承担付息责任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二审法院判令天成公司仅在欠付工程款的本金内承担支付责任,于法有据,吉祥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未判令天成公司承担支付利息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3068号

(二)关于施工合同效力的问题。

【裁判观点五】即使存在第一次招投标后与承包方解约的情形,发包方也应当对案涉工程进行第二次招投标。当事人在第二次招标前签订的标前合同与中标合同均因违反《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无效合同自始无效,违约金条款在无效合同中也自始无效。

裁判原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案涉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该法条是为了规范承包人的施工资质。因此,即使第一次招投标的承包方解约,第二次招投标也是必须的。第二次招标前,闽南公司没有资质作为承包方与富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富源公司主张与闽南公司2008年10月9日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华景集团退出项目建设后准备续建而签订,在签订合同时并未确定需要对本案工程进行第二次招投标于法无据。该合同对于投标价格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约定,富源公司还出具了承诺书,约定日后若有争议,以标前合同为准。同时,有闽南公司施工日志表明,案涉工程开工时间在中标合同签订之前。原判决据此认定双方明知即将产生一份中标合同,进而认定两份合同均无效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如前所述,本案标前合同与中标合同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此,即使本案仍然存在未完工工程,富源公司根据合同要求闽南公司继续履行也缺乏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案涉工程虽未办理竣工验收并经实际结算,但富源公司客观上已实际占有并使用,应当支付闽南公司已完工工程的费用。关于违约金利息的计算,虽然合同对该事项有约定,但由于合同无效,不应参照合同约定进行计算,而应当视为没有约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由于案涉工程未交付,工程款也未结算,应当以当事人起诉之日作为应付款时间。原判决据此认定利息起算时间于法有据。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申34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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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介绍

于标律师,具有二级律师、高级经济师、房地产估价师资格。12年建设工程领域工作经历、14年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擅长建筑房地产法律纠纷,专注于建设工程、房地产、不良资产执行等方面的专业案件,具有丰富的诉讼、仲裁实战经验。在办理业务的同时,于标律师还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在《法治与社会》、《法制与经济》等发表专业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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